女士有重要的话想亲口对您说。” 我总是一次次的推辞。 后来,是她的父母。 两位老人站在我单位门口,已是初冬,寒风袭人。 他们没敢直接找我,托了熟人传话,想请我吃顿饭,替沈听雪赔罪。 我让传话的人带回去一句:“不必。二老保重身体。” 再后来,是信。 通过律师转交,手写的,厚厚一沓。 字迹时而娟秀,时而潦草,能看出写信人情绪的剧烈起伏。 我每次收到,都带到单位后头那个专门处理废弃文件的小铁桶边,划燃火柴。 连灰烬都没留下。 看着最后一封信在火光中消失。 我掸了掸手上的灰尘,去了父亲那儿。 书房里,老爷子正在练字。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