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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凛冽寒风，与滔天黄河进行着史诗般的搏斗之时，远在西方的帝国心脏——长安城，却陷入了一场同样严峻、却无声的危机之中。 这场危机，无关刀兵，却关乎钱粮。 未央宫，承明殿侧厢。这里临时成为了统筹全国钱粮调度的中枢。往日里，这里应是堆满简牍、算盘声不绝于耳的繁忙景象，此刻，却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压抑与焦虑之中。 监国太子刘进，眉头紧锁，坐在主位。他的面前，是面色惨白、额头冷汗涔涔的治粟内史（大司农）和少府。 “殿下…”治粟内史的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，“各地…各地府库…尤其是关东、中原诸郡，为赈济本州灾民，存粮早已十去七八…能调出的，仅是杯水车薪…巴蜀、荆襄、会稽三地，今岁粮赋已提前征调，大部已沿江、淮北运，然…然濮阳工程，日耗粟米以十万石计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