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个月发粮票布票的日子，丈夫周建刚都会带点“新奇玩意儿”回家让我开眼。 这个月初八，他提干当上小组长的庆功酒刚过，就领回来一个烫着卷发、穿着喇叭裤的年轻女人。 粮站发的的确良布料刚到手，我还没捂热。 周建刚就指着那布对我说：“秀芹没身体面衣服，你把这布给她扯了做身新衣裳，再把你姥姥留的那对银镯子给她戴，她手腕细，戴着肯定好看。” “对了，她刚从城里来，我们这儿的活计不大懂，你往后多带带，特别是咋伺候男人。” 院子里纳凉的邻居伸长了脖子，屋里婆婆和小姑子也竖起了耳朵，等着看我这个乡下婆娘的笑话。 我攥紧了衣角，指甲掐进肉里，第三次跟他说：“周建刚，我们离婚吧。” 周建刚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，吐掉嘴里的瓜子皮，吊着眼梢看我：“陈望秋，你又来这套？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，比纺织厂的噪音还烦人！” “你要真有种离婚，我把这凤凰牌自行车给你！” 院子里爆发出一阵哄笑，婆婆撇着嘴骂我“不知好歹的玩意儿”，小姑子翻着白眼说我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离了我们家看谁还要你”。 他们哪里晓得，这是我第三次说离婚，也是最后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