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 岁那年，矿场炸山震碎了我的全家福。矿长搂着我妈说：“你男人的抚恤金，够你娘俩活了。”三叔母抢走我的蓝书包，赌徒的唾沫星子溅在我脸上：“卫校的贱种，还想学算术？”他们不知道，猪圈墙上的粉笔公式，早算出了矿难的真相 ——爆破药量多了 0.5 吨，死亡名单被划掉 3 个名字，而我爸的安全帽碎片里，藏着矿长的指纹。卫校解剖课上，我用傅里叶变换分析尸体腐烂数据，发现矿难死者的 “骨折角度” 根本不是意外；硕士实验室里，导师想偷我的模型？我在公式里埋了矿难日期当暗码，让他的论文变成公开处刑；跨国矿场大佬以为能躲到非洲？不好意思，我用流体力学模拟出你们的爆破参数，连当年给你们算炸药量的工程师，都在法庭上哭着认了罪。他们骂我 “中专生懂个屁”，却眼睁睁看着我用算盘算出他们的犯罪概率；他们烧我的论文，我就把公式刻在矿场纪念碑上，让矿工们每天都念一遍；最后那天，我在父母坟前摆上院士证书，远处的矿场里，仇人排着队跪成了一条直线 ——“陈哥，求你别算了，我们自首！”我摸出那支从猪圈捡的铅笔，在墓碑上写：“爸，妈，这次的公式，算的是正义。”